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货币供给方式变革及国内市场空间的拓展和产业保护

———兼论生产过剩条件下的财政性货币发行

张渝庆

2019/6/10

依据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世界经济过剩状况（在总体上说仍然是虚假过剩），中美之间长期的贸易不平衡状态必然会出现调整。这也是本人长期以来的一惯看法。只是，却不期此次调整来得如此突然和猛烈！但本人也仍持乐观态度，因为过剩的经济毕竟是不会饿死人的经济，而且危机也带来转机。该来的总会要来。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也绝非就贸易论贸易而行得通的。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实则是有着世界经济从短缺到过剩的大背景的变化，这牵涉到许多相关领域，比如货币供给、市场容量、劳动就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新产业和新就业方式的开拓等等。其中，货币供给问题尤为突出。

货币的供给也包含着货币的分配，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若解决好了国内货币的供给问题，也就能够有效拓展出国内市场的广阔空间，继而也就可以为人民币升值提供条件，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际贸易纠纷。而且，也将成为人民币进一步硬化和国际化；以及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强对外投资，在海外办企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民众出国旅游、学习；改善国内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状况；更是提升国内民众生活质量的大好时机。

面对如今的生产过剩和国际货币贸易纠纷，我不得不说，短缺经济时代关于货币的那一套观念和方法必须要与时俱进了，有些则必须要予以变更或淘汰，新形势下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供给和调控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必须加入新的财政性货币供给的手段与渠道。对此，本文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费些笔墨。

一、

如今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阶段。其主要特征就是市场竞争和生产过剩日益全球化。人类必须要积极面对这一世界性的新形势的变化。不能再继续受制于传统的货币供给与分配方式的局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面临的许多冲突或困境，也迫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货币的性质及其作用，并在新形势下妥善运用革新后的货币工具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贸易进行有效调控。

由于过剩的原因，全球经济早已经深陷恶性竞争的怪圈。突发的中美贸易摩擦则更可能导致中国失业率迅速提升，企业经营难度剧增，政府也将为此承载巨大的社会压力。

新形势提出了新要求，对旧有的货币供给方式进行改革首当其冲。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经济当中，货币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已经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如果我们不首先触动货币这个体系，世界面临的其他重大问题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今我们已经是深陷其中了。远的不说，自从1998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到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至今世界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震荡，就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若从财政角度观察，相当长时期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财政赤字都是在不断增加的，而且至今仍看不到削减、缓和或消除赤字的希望，反而是每况愈下，这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正是人类生产力（包括人口）快速增长的结果，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继续高速发展，自动化程度的继续提升，社会产品、服务、就业及其产能过剩的情况还会更趋严重。如果人类不积极加以应对，其负面效果不仅无法消除，反而会日积月累，积重难返。

以美欧为例，在现实的逼迫下，为刺激经济，美国央行就不得不实行量化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贷款利率放宽到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可以满足自身经济运行的一时所需，但对于满足美国社会的行政公益性资金需求仍然无能为力。为此，美国国会不得不经常要为是否突破国债发行上限而争论不休，但无论怎样，最终仍然是不得不予以通过，否则美国的政府运作及必要的社会运作就不能维持下去。

而欧盟在面临债务危机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肯增加政府财政债券发行，反而要求一些债务国大力削减财政预算规模和社会福利支出，结果是雪上加霜，致使社会购买力规模反倒大幅下降，市场更加萎缩，进一步加剧了过剩的危机，造成社会动荡不已，民众甚至上街打砸；后来终于承受不住，也宣布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增加政府债券发行，于是激化的社会矛盾才有所缓和。

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国政府为满足财政开支的刚性需求，其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大体上是按照这样三个阶段的顺序递进发展的：1、税收不足则依靠增发国债；2、国债不足则继续增发，并以旧债还新债，不断突破债务上限；3、当未来国债发行也不能满足开支时，可以预见，则必然要直接增加财政性的货币发行，简单说就是印钞，或曰行政性货币发行，也可以说是福利性发行。具有无偿性特征，也就是国家公益性慈善性质。

众所周知，各国政府依靠税收早就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了，这第一阶段早已越过；而且，税收手段还经常被过度使用，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如今是已经处在第二阶段的末期，就是政府依靠不断提高国债发行上限来满足财政支出，但仍常感不足；与此同时，第三阶段也已经悄然来临。比如，面对商品和产能的大量过剩、贫富差距悬殊和巨额财政赤字，各国政府不得不深度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早就被认为是解决政府开支的基本状态了。而所谓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政策等，也早就被一些人认定这就是在变相印钞（本人并不完全认同）。而且，以往这些都是被当作负面话题来谈论的，严重忽略了其中的合理性，在理论上的认识也严重不到位，对立意见很多，因而相关政策运作起来也深受诟病，做起来也是羞羞答答，名不正言不顺，其理论和操作体系也都还很不完善。

因此，在新形势的不断逼迫下，这些财政性的货币供给手段必须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正名，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地加以系统性地完善。未来则必须要名正言顺地在新形势下常态化地发挥作用。

尤其在当前中美贸易调整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当中国在社会保底性支出以及维持社会必须的增长方面的支出不得不予以满足时，直接增发财政性货币来解决问题，以保证民众和一些企业的生活和生存需要就成为十分必要了。活人岂能被尿逼死！只是这样的货币发行必须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且要投放精准，及时足量，充分发挥作用才行。

二、

社会货币发行有两大部分：一是经济性发行；二是财政性发行，或曰行政性发行等。货币的这两大类发行是密切联系着的，是社会中货币流通的起头。货币的经济性发行职能归于各国中央银行，是货币运行的基础部分，有偿性是其特征，有借有还。这也是其局限性；而货币的财政性发行职能则属于各国中央政府的财政部，是货币经济性发行的补充，无偿性是其主要特征；该特征对于维护社会基本稳定和保障社会合理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其功能更显重要，其政治经济意义非同小可。中央财政的货币财政性发行职能，未来必将成为各国宏观经济顶层构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笔者看来，如今世界各大国央行的货币经济性发行职能已经运用得很充分，甚至常常是被过度地使用，有时甚至是不堪重负，比如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运行。而各大国财政的货币行政性发行职能的运用却是严重不足，渠道也不畅，因而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严重伤害了社会，阻碍了社会健康发展。但如今的国际国内相关矛盾的尖锐化，却恰恰为各国中央财政的行政性货币发行职能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机会。人类社会的货币供给方式变革似乎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口上了。

三、

在商品日益过剩，市场充分竞争，而有需求的人们仍大量存在的前提条件下，政府是可以代表社会向陷于困境的生产和生活的消费方直接提供必要的财政性货币支持的。这样的货币发行并不会引发物价的无良性上涨，也不会造成社会的抢购潮；通货虽然会膨胀，却是合理的、必须的，是顺乎历史发展的。

与在短缺经济和缺乏市场竞争的垄断条件下不同，那时货币的财政性发行的确负面意义很大，是社会不得已而为之的，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性。但如今在商品供给严重过剩的新形势下，若这部分的货币发行短缺，就会掩盖很大一部分的社会需求，而且这往往又是来自社会贫困阶层和危困企业的最迫切的需求。这些需求单靠有偿性的经济性的货币发行是无从解决的，更无力调整那些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社会畸形的货币分配格局，也就是在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

这样的社会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贫困者众多，另一方面社会商品及其产能严重过剩，许多人有需求而无购买力，又进一步加重商品的大量堆积，使生产企业也陷入困境；企业的破产或减员又造成更多的失业人群，如此恶性循环。

这实则是虚假过剩，如今的过剩主要还是虚假的过剩。这也就为财政性货币发行留出了空间。政府中央财政所具有无偿性的行政性货币发行，可以为解决这个社会矛盾提供有效办法，而且具有社会公正合理性。只是这样的货币投放必须具有精准性，以防止滥发导致的恶果。

因此，如何正确供给货币是解决问题的焦点。正如美国政府为要获得财政资金，就必须不断突破债务上限，国会争论得再激烈也不得不予以通过，因为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这毕竟太过于繁琐，且债务上限也有限，最终还必须要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货币供给机制才行。

四、

所谓印钞、财政性发行货币，或曰行政性发行货币的概念。

有人说，美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可以购买大量的国债，使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得到满足，认为这就是在印钞票了。但这其实还不是印钞。

央行通过购买国债，向公共领域输入货币资金，这虽然是带有行政性质的货币运用，却还不是行政性发行货币，因为这不属于新增货币，而是利用已经发行的存量货币在运作，且政府将来要还本付息（0利率条件下也至少要还本），是有偿性的，这就不属于印钞。只有单纯的行政性发行货币才是印钞，也就是直接增加了货币存量的货币发行，且无需还本付息。例如，当一国的税收和国债都已经不能满足国家财政开支需要的情况下，由国会通过法案，国家财政可以在无需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定向定量向社会的特定部位、企业、人群，或为了达到特定的社会目的而投放的货币；央行及有关方面则予以印钞和发钞的配合。这才是印钞的行为。我不知道如今是否已经有哪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情。美国似乎据此也还有一步之遥。但这正是本文所论述的未来可能经常会发生的事情。笔者以为，在中美贸易调整当中，中国对此应当有所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常规性地运作这样的财政货币手段。

印钞或曰财政性、行政性的货币发行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类似税收三性中的两性，但比起税收却具有自己独特的优越性，就是免去了具体纳税人的负担和征收难题，也脱离了原有货币存量，避免了对原有经济状态的过度干扰，却提供了足以解决经济过剩及相关问题的有效办法，类同于外科手术式的方法，针对性很强。

五、

我们不妨先以过剩条件下的粮食生产、消费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来看财政性增发货币的合理性（其他过剩行业也都同此道理）。

假如现在社会有 1 亿人从事粮食生产就足以完全满足 13 亿人吃饭。但是，如果此时社会上有 5000 万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收入，买不起粮食。那么社会应当怎么办呢？假设此时社会其他方面也不能提供货币支持，比如财政税收不足、国债资金不足、福利救助、慈善捐助等都不足，这部分人也无还款能力，借贷更无门。那么显然社会不能仅仅因为这批人缺钱就被饿死，或者是任由这帮人自己去乞讨维生。

既然社会有足够的粮食堆积，也需要有人消费。那此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及时增加相应的财政性货币发行，且要精准定位、足量及时、无偿地，投向这5000万有真实需求的人群，这样就能够一揽子地把问题给解决了。否则，社会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其主要理由如下：

　　1 、5000 万人若得不到粮食，就不能生存，会导致许多的人间惨剧和社会犯罪。任何社会都不应当眼看着有人就要饿死且有条件救助却不予以救助。人的价值必然高于货币和其他什么的价值。满足人的正当需要也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

　　2 、对粮食生产者的伤害。生产出来的粮食卖不掉，价值就得不到实现，占用的资金收不回，若有贷款也不能归还，该赚的钱也赚不来，而且这部分粮食若无人消费也只能被浪费掉了（即使有其他用途也不会比救人性命更加重要）。这对生产者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他们也成为受害者，造成社会经济的更加恶化。

3 、从货币所担当的职能看。货币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媒介。媒介不足，部分商品交易就不能实现；该发的货币不发，就必然构成经济循环的障碍。这样的货币不发行，就必然造成社会经济的局部坏死，并可能引发全局动荡，给社会管理也造成麻烦。

4、不劳而获的问题。有许多人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太便宜了这 5000 万人？这些人无劳动付出也可以获得生活资料，甚至其中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而没有收入。

其实，无论什么原因，他们终归是不幸的。在如今的社会中，很多人甚至不愿意看到流浪街头的猫狗被饿死，更何况人呢？而且我们无论同情或不同情这些人，此时的道德评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否则对社会就有害。即使是罪犯，未犯死罪的，我们不是也只能养起来吗？我们不能够指望没饭吃的人都靠着人们的怜悯，用街头乞讨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要知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向人乞讨的，他们可能会使用犯罪手段寻求生存。大批人若没有饭吃，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犯罪增加，其他人也会因此受到连累或伤害，所付的代价会更大。而且，且不说犯罪直接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即使只是增加警力，也必然会增加大量货币支出，社会还不得不增加监狱、养活犯人等等，这些附加开支会更多，并且都属于非生产性的耗费性支出。

所以，如果由政府代表社会出面，通过国家立法、议政，运作正常的社会财政性货币发行机制来妥善化解相关矛盾，这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会大有好处。而这个任务是不能通过有借有还的金融性银行货币资金来完成的。

　六、

在过剩的前提下，个人和企业（主要是一些社会必要企业）在面临困难时都应得到救助。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水平及发展很重要。在必要时都可以使用增发财政性货币的办法来加以救助。财政性的货币发行在本质上都应是救助性的。在当前突发中美贸易摩擦的困难时期，我们尤其需要。

财政性发行货币所供应的主要方向应当是以下方面：

1、个人方面。通过向失业救助和医疗养老等福利体系注入合理的货币量，帮助病人、残疾人、乞丐、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等一切有迫切需求的群体，使他们保持必要的货币收入水平，至少不使他们减少货币购买能力；若在商品高度过剩的条件下，还可以及时提升他们的福利收入水平。至少要保底。

2、企业方面。向那些生产社会必需产品的企业提供维持性的救助。即当这些社会必需的企业面临严重问题，企业自己和银行体系又无能为力时，政府可以用财政性的无偿货币投放来保障这些企业的存在，以防止其大量破产倒闭。尤其在中美贸易调整中，对那些因出口受挫的企业提供必要的财政救助，可为其转向在国内寻求市场或建立新的销售渠道或更新、改良产品等留有空间和时间；至少也能使之保有留守人员，设备得以维护，当社会有需要时可随时开工生产，切实维护住这些必要的社会产能，使其度过难关，也使社会危机不至于加重，更使社会不至于突然跌入短缺。当然，其生产性资金仍应由银行贷款解决。

在这里，有一个宏观的矛盾的经济现象我们先要认清。由于商品生产严重过剩，产品滞销，加上如今中美贸易摩擦出口不畅，就可能导致企业大量裁员、减产或破产，这又使得人们的劳动收入突然间大大减少。本来，在产品过剩时正需要大量社会购买力来加以消化，而此时人们的收入却反而锐减，甚至使得原本已经达到的社会消费规模也不能维持，市场空间反倒更加缩减；这结果就如同雪上加霜，更加深了商品过剩的危机。这是来自市场的打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往，各国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却往往是再踏上一脚，使危机更进一步加重的作法。比如在欧债危机的前期，欧盟不顾民众激烈反对，要求各债务国强制缩减政府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降低福利水准和公务员工资、限制国债发行等等，这就使得过剩更加过剩，市场规模再度被压制，使得危机更加深重。这是来自政府方面的第二次打击，这等于是政府在对市场实施毁灭性干预，或曰乱干预，反向性干预。结果是引发全社会的动荡，抗议浪潮不断，乃至暴力破坏事件也大量发生。

实际上，过剩原本是人类生产力提升带来的社会进步，理应成为继续提升人类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机遇，但如今却往往是立即遭受严厉打压，把好事变成了坏事，把机遇转化成了危机，反倒造成了社会的困境，这是极其悲哀的；而究其原因，正是缺乏政府正向性干预，也就是财政性货币供应量不足所造成的。这在纸币及数字货币发行条件下是极其荒唐的事情。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找准生产和消费两方面仍有真实需求的社会部位，运用财政货币发行手段，及时、足量、循序地注入必要的货币数量，顺应市场潮流而动，摆脱困境的方法就会变得简单而有效。也就是当消费方面货币不足，就向消费方面投放货币；当生产方面陷入困境，就向生产方面投放货币，就像俗话说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终使得各方面合理且必要的货币需求得到满足，面团也就顺利做大了。

当社会货币购买力的障碍得以消除后，积压商品得到销售，过剩的产能也得到释放，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得以提升了。相比欧盟之前的错误做法，美国在危机中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不断突破国债发行上限的作法显然才是合理的。所以，在过剩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个方面的正当货币需求都应得到满足，使得供给和需求实现对接，如此一来，社会供需总规模就不仅不至于缩减，反而可以顺势扩张，使生产和生活都得到升级。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政府正向干预的效果。

当然，我们仍必须强调市场经济是主体，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方法。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附属部分”，在顺应市场发展的前提下，在关键时刻，政府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渠道必须有所作为，政府这个市场的“附属部分”也是不能没有的。过剩的时期正是需要政府出手的时刻。所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当是：把握时机、精确到位、足量宽松、严密监控、循序渐进、及时调整；且财政金融相互配合，双管齐下的货币供应政策。并改进以往粗糙粗犷的、撒胡椒面式的财政税收和银行利率的调控手段。

总之，在困难时期，政府必须要设法维持住社会正常的经济需求规模，并顺势挖掘并扩展出以往被压抑的一切社会需求空间，这也包括适度的投资建设。为此，政府在议政立法机构的配合下，当其税收与国债都不足以应对时，就可以动用印钞手段来达成此目标。

　　但对于那些社会确实不再需要的落后产能和完全过剩的产能，则不必予以救助，社会应当借助市场竞争机制，由其自生自灭或由市场来加以调整。

七、

在过剩的条件下，所有救助性的支持资金及必要的开拓新领域的资金来源；或凡是非盈利性质的事业，都理应尽量由政府出面承担。这也可以补足或替代那些凌乱和不能持续下去的慈善捐助及风险投资资金的不足；反之，凡是盈利性的投入，就都应当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这两大领域也应当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交叉互转。原则上，凡是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介入。但政府应当依法监控，以便提前预警并在必要时能够及时介入。

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因为其赢利和有偿性质，并不具有直接救助企业或个人的能力，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本身也可能成为救助对象。但他们拥有的存量货币资金却应当成为政府公债的募集对象，使其能够转化为政府救助社会的资金来源，这不仅可以使已发行到社会上的存量货币得到有效利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财政货币发行。这也是一个原则。这样作也可以为危机中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盈利或生存机会，广大储户也有利可图。形成良性循环。还可以使得原有存量货币在社会上分布畸形的状态得到改善。政府财政的国债发行所具有的调整经济的功能也得以发挥。所以，需要注意，即使吸收利用已有的货币存量来投放，如果投错了位置，其效果仍然如同滥发货币，比如将货币投放到了富裕阶层的手中，那就不能起到扩张市场的作用。

八、

对于货币及其功能的新认识。

通常，我们把经济划分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部分。那么，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离不开货币的运用。从宏观控制的角度看，货币既非完全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是凌驾其上，引导和运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和工具。在一定区域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如何供给和分配，基本上可以决定该区域的经济走势。事实上，货币已经成为所有经济领域运动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操控经济和促进财富增长的绝妙手段；货币成了权利凭证，本身也成为财富的总代表，其运行运作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从货币所处的社会位置上看，货币是连接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最主要链条（除实物捐助和实物交换以外）。若缺少这个链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就不能实现对接；若这个链条出问题，经济也就必然出问题，进而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也都会出问题。实际上，货币对社会是全覆盖的，其影响也就是全覆盖的。说得更到位些，人类社会现今面临的所有一般性的现实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货币手段来加以解决的。

货币是特殊商品，是高于一般商品的信用商品，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等价物，人们拥有货币就能拥有所需要的商品；货币更是权利凭证，尤其可以用来保障贫困人群的生存权利，这是最重要的人权。而且，如今还有相当部分的人群仍处于货币短缺的贫困状态。社会需要利用货币来对其保底。而在经济竞争领域则应上不封顶。

九、

在以往商品短缺的时代里，人们为要获取货币就必须以自己的劳动就业作为代价，货币发行也需要严格控制，稍有膨胀就会带来物价飞涨。所以，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以劳动就业为代价换取货币也有利于制约货币的发行量，还可以刺激人们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增进商品数量。在那时候，社会很难通过印钞来帮助存在生活困难的人们。而且，商品短缺时，超发货币必然会导致物价暴涨，引发抢购，人们也不敢存贮货币，短缺的是商品；短缺经济中人们获得货币，更多是为了换回生活必须商品来维持生活；当物价暴涨的时候，人们必须抢购商品，这就更加剧了物价暴涨；而在过剩时代里，维持吃喝已经属于低要求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少地储备生活用品，而更看重存贮货币所带来的能力感、尊严感和自身地位的提升。此时人们获得货币，更多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在过剩的经济中，物品不短缺了，短缺的只会是货币，人们很愿意存留无限量的货币在自己手中，这就极大地减少了货币超发的风险。

货币作为权利凭证乃是因为它代表着通行于世的特殊权利，可以帮助其拥有者达成多重目的，不仅仅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以至于多多益善地拥有货币甚至成为相当多的人的人生追求，货币也就成为了所谓通货。因此，只要商品供应充足，乃至过剩，再加上市场充分竞争，能够有效制止垄断与炒作，货币发行即使有所膨胀，物价也不会飞涨，货币也不会贬值，老虎也不会出笼，人们也不会轻易放弃货币去抢购商品。过剩的商品反而成为需要快快出手的负担。

所以，过剩与竞争不仅使货币作为权力凭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地位也越发稳固。这就进一步为克服财政性货币发行的障碍创造了条件，使得社会合理地印钞，向贫困有需要的人们提供货币成为可能，同时也得以帮助相应的生产企业维系生产经营，避免员工失业，全方位地加强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安全保障。

　十、

过剩形势下导致的失业和福利负担，一直都对社会和政府，以及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形成很大压力和困扰。为了提高就业率和维持福利条件，政府甚至常常不惜盲目刺激已经高度过剩的经济部门继续运作，并号召人们大量消费。但这其实是饮鸩止渴，造成的是浪费而非消费，产生了许多的危害，比如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等；同时，也造成社会的错觉，使那些过度消费的人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拉动经济做好事；而另外许多有真实消费需求的人们，却因为缺钱，仍然不敢消费或不能消费，号召也并不起作用，甚至令其产生反感情绪。而且，由于过剩危机，社会福利资金也常常捉襟见肘。

但实际上，恰恰正是因为过剩，才为解决社会的就业难题和减轻福利负担提供了物质条件。因为在此条件下，无偿性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手段才具有了实施的社会条件，就是通过设置合理合法的社会福利渠道，把货币精准投放到有真实消费需求的失业或贫困人群手中，目的就是要达到使贫困群体也能够合理地有意义地消费。于此同时，也可以使因过剩所衍生出来的各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得到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也包括了因为持续正确地实施财政性货币发行，而产生或繁荣起来的相关产业及带来的就业率提升等社会经济效果，从而把过剩与福利、就业、行业拓展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与货币的正确供应联系起来了。

但这些政策的实施显然不能粗放笼统地进行，而要逐次渐进、细致具体地，依据社会产品过剩的程度和人们贫困的程度，依序并精准地进行。首先要救助的就是那些治不了病、衣食不足、住不起房等等有紧急需要的穷困群体。因此而发行的行政性货币也是由政府代表社会来施行的慈善救助举措，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是国家立法机构应当批准的。而且，每当政策实施一个批次之后，就要及时观察效果，经社会专业机构的检测和评估，若社会物价依然稳定，社会产品仍然过剩，则可以进一步扩大或提升救助和福利的水平或范围，以及质量标准。

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具体如医保问题、养老问题、贫困问题、失业救济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也包括新产业的拓展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内容，也都与相关行业的就业联系在一起。

1、先说医保问题。社会对每一位成员都应当提供尽可能充足的医疗保障。尤其在社会已经拥有非常丰富乃至过剩的医疗条件下，就更不应当眼看着病患者因为缺钱而不能就医。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常常能看到许多的病患者有病得不到医治，在许多医院门前经常都能看到因缺钱而乞讨的病人或他们的家属。在电视上、网络上也常会见到动员人们为此献爱心的感人节目。然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问，政府到哪里去了？政府难道就不能管管吗？医院显然是无法承担这个责任的。对于大量存在的贫困群体来说，社会也不应仅仅依靠人们的慈善施舍来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在过剩的条件下，中央政府是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性货币发行大有作为的。

而且，医药产品过剩和竞争如不能通过健康合法的渠道来解决，还必然造成腐败丛生等问题。一些医药厂家甚至不得不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来推广医药产品和设备；医院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也很多。这属于恶性竞争。但是，如果我们死抱原有的金钱观不放，不能给予病患者必要且合理的货币保障，那我们也就只能陷在困境中。不仅缺钱的病患者不能得到医治；也无法解决相应的医疗产品滞销和产能过剩的问题；民众更无法克服对生老病死所产生的烦恼忧愁。所有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社会和各级政府长期为此烦扰和难堪的问题。反之，若合理增发必要的货币，扩大和提升医保范围和数额，则这些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医疗、医药行业和相应的就业岗位也可以继续保持，甚至增长。

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必要死亡，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这是很大的市场。所以，只要产品供应足够充分，社会就应当随之及时建立从生到死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应当足量到位地供应所需资金。这是公平的，必要的，也是每个人都会受益的，所以从理论上讲也是每个社会公民都会同意的。

2、再说养老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城乡的养老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尤其农村的养老问题更大。据说2019年我国多数农村地区的养老金从每月70元上调到每月90元，这也根本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即使是普通的城市退休人员，每月所领养老金数额对于维持生活也是很拮据的。然而，从全国城乡的养老情况看，若按照传统的资金筹集方式，政府或社会都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难题。但如果我们能够突破财政性货币发行的障碍，依照中国目前的商品过剩状况，且市场竞争也足够充分的条件下，国家财政通过增加发行相应的货币，并利用各地已有的社会保障渠道，这样的问题就不难解决。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兴起一个庞大的养老产业来与之配套，可以提供许多的就业岗位，而且这个产业肯定是可持续的。

3、贫困与乞丐问题也类似。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时代里，人人都应当也可以享受到更有尊严的对待。一个社会的乞丐存在数量是观察社会治理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乞丐多犯罪也必然多，两者成正比关系。这不是说乞丐一定都会去犯罪，而是说一定的乞丐数量，预示着还存在着相应的不以乞讨为生的贫困人群，这些人群的数量往往比乞丐的数量更大，在他们里面必然会有一批以不法手段来谋生的人。贫困使人尊严丧失，缺乏衣食住条件的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社会理应尽快加以根治，否则对谁都不利。而正确运用财政性货币工具正是实现社会良性运作的重要手段，它要解决的正是政府“差钱”和一些人“差钱”的关键问题。而能够印钱的中央政权是有能力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

4、住房保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吃、穿、住、行、医这些都是基本人权。居住问题若得不到合理解决，对经济继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是极其不利的。而且，这对于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大有好处！如果居民住房普遍得到解决，人均住房面积足够大，那么所需的商品需求量也将成倍提升。

十一、

关于社会未来发展的就业趋势。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生产高度自动化，机器人大量使用，大量劳动力被排挤出传统的就业领域是必然的。上述的社会保障等问题的产生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由此，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及方式也已经面临全面转变的要求。劳动者也理应因此拥有更多的闲暇休息和学习创作的时间，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品质应当因此得到提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生产力提高后反而导致许多人因失业而忧愁烦恼，甚至是因之罹患各种疾病。

如前所述，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建立，对个人发挥最佳能力也是有益的，有利于建立新的就业观和解决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之后，排除了后顾之忧，面对任何人生的困难，人们就都具有了很强的抵御能力。他所选择从事的工作（事情），往往也是他最愿意从事的，敬业精神会最强，有利于个人或团队的创业，社会生活和社会产品（服务）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社会生产力也可以由此得到极大释放，社会将向着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艺术化方向进步。虽然这并不排除许多人仍会不断变换调整自己的从业兴趣，并更换工作，但因其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就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有助于人们自主创业或择业，寻找到自己真正心仪的那份工作。

但是，传统价值观中关于人们获得货币收入必须要以自己的劳动为代价的认识需要更新。如果我们仍拘泥于一些旧有的观念不能突破，就必然阻滞生产力继续发展，并成为财政性货币发行的障碍，这是不应该的。如前所述，过剩已经使得人们获取货币收入可以无需自己一定要以劳动付出为代价，而是在必要时仅凭自己正当合理的需求即可。货币代表着价值，而价值应当是为了满足人们正当合理的需求，否则就失去了意义。因着过剩时代与短缺时代全然不同，其传统的价值观也要扩展和提升。货币作为价值符号和权利凭证，只要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就理应发行。这对新形势下的就业也必然产生良好的作用。

因此，在过剩时代的就业，我们也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死守旧观念，不应在并不具有宏观合理性的情况下，强行创造所谓就业机会和强求提高就业率，这不仅费力不讨好，反而是在扰乱社会，并导致大量不良的后遗症。我们应当选择走一条适应在新形势下开拓新领域的就业新路，走出一条更好走，也走得通的路。

仍以前述的粮食生产为例。如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需要1亿人从事的粮食生产，现在只需要 1000 万人从事就可以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了。这本来是大好的事情！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其他 9000 万人就被挤出来了，当社会其他行业的就业也严重拥挤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就只能失业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也随即成为问题。没有收入就无法生活，即使有所谓的失业救济，依照目前的低标准也不能保证失业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我们如何才能把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好事情继续下去呢？新思路就是直接在社会商品销售与货币购买力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即通过向这部分失业农民直接投放足够的货币份额，来实现他们对粮食等生活消费品的需求，绕过以劳动换取货币收入的环节，以便安顿好他们的日常生活，使社会也得到稳定。之后，社会还应当帮助其开辟新的就业岗位。失业农民完全无需返回传统的那些就业领域，因为那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否则只会引发恶性的就业竞争，扰乱社会就业秩序，恶果无穷。

新时代里应当有新的就业观，只要任何人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就都可以算为就业了。最低限度是只要不危害社会就都算为有意义。对此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社会化就业，以区别于传统概念的市场化就业。

那么，这9000万的失业人群既可以由社会来安排工作或学习，也可以在家里从事自由职业，比如从事家务劳动，或在家创业、在家学习、从事艺术创作、科学技术研究、文学写作、讲学兴学等等，这都可算为就业了。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机构的评估，对其实行必要的管理并付给合理的社会化工资。只是那些由社会安排工作或学习的社会化工资应当稍高一些，以鼓励人们走出家门；自己在家从业的则可付给最低等级的社会化工资（因为无从考核，所以只需付给合理的生活费用即可，类似于福利性收入）。

在新的就业观中，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应当被充分认识。以往人们普遍缺乏对家务劳动的足够重视，但其实正是家务劳动维护了全社会最基本的运行，是最重要的社会劳动之一，轻视家务劳动，导致家庭不稳定，也是造成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家务劳动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如今家政岗位也是比较容易就业的岗位，收入也不低，还很难找到合适的雇员，这也正说明了其重要性。所以，自己为自己打工，从事家务劳动，也应当被视为社会就业的新渠道。只是他们的收入要由政府代表社会来付给，这就是社会化工资（来源于中央财政，可归于行政性的货币发行），以区别于市场化工资。有了社会化工资的给付，也有利于吸引一些人主动回归家庭，腾出市场就业的岗位。

社会化工资类似失业救济金。当社会生产力条件许可时，这样的社会化工资也可以全员化，并终生付给，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届时可以完全替代失业救济金以及养老金等，也就是一个人从达到就业年龄之后到死为止都能拥有的基本收入。最佳给付标准应当是足够维持一个人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这样一来，社会化工资的领取者即使返回到市场就业，社会化工资仍可继续保留，这是一个生活保底的收入。而且，也有利于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寻求市场化就业，因为市场化工资与社会化工资叠加之后的所得就更高了。而且，有了社会化工资垫底，社会就可以不再为企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了，这也有利于减轻企业的工薪支出负担。社会化工资应当是免税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社会化工资还不能终生给付的情况下，社会化工资就不能够高于或等于市场化工资，否则就会鼓励一些人倾向于懒惰。在过剩条件下，社会虽然有能力供养，也应当供养懒惰的人，但却不能鼓励人们懒惰。欧盟许多国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宁愿在家吃高福利也不肯就业了，导致社会总产出不足，政府只能依靠负债维持，这也是欧债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过高的福利成为一些欧洲国家分配体系当中一个需要修补的大漏洞。只有当社会拉开足够合理的收入差距之后，货币供应量和分配也才能够真正合理化；也只有当货币供应与分配合理化了以后，才可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两个方面，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平合理以及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虽然社会化工资具有福利性，但更主要的作用仍是为了全方位地解决过剩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鼓励自主创业，解决新形势下的就业问题。有了社会化的工资保障，即使人们自主创业不赚钱，乃至破产，也可以不用担忧基本生活问题，而更高水平的市场化工资却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吸引人们走出去工作，不当懒汉。

关键是，这些设想只能借助更良好的货币供应和分配机制来加以实现，这份货币收入不仅是更为人道的新型社会保障；也是新形势下人们就业和创业的保障；也为社会上各类企业的产品提供了国内市场销路，免于更多企业走向不必要地破产或使更多职工免于失业，更可以极大地减轻个人、社会、家庭、政府和企业的负担。

如前所述，政府财政的行政性货币投放具有社会慈善性质。这样的货币投放不需归还，直接目的都具有救助性和保障性。相当于由中央政府出面实施的国民统一的慈善，在理论上说，所投项目都应当是全民受益的，所以国民也是大体上都会赞同的。这可以有效替换或补充那些分散无力的，常常也并不能持续的个体性的或社会局部性的慈善。当然，这也需要加强管理监督，对所有相关资金的运用必须要追踪使用果效，要做终端检查监督和相关法律责任的追究，严防贪污浪费或无所作为。另外，对于持续性的投入项目如果具有还本能力后，则必须及时转变为有偿方式，或当其具有盈亏平衡能力时随即终止投放。

此外，在一些可长久性持续发展的领域里，比如教育科技、医疗保健、新能源新材料开发、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太空开发、休闲娱乐、文化艺术等领域及行业，只要社会经济拥有足够丰富乃至过剩的相关物质支持条件，在必要时社会都可以运用财政性货币发行手段，支持这些行业的拓展，也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社会就业的现实已经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获取收入的领域和方式也都应当随之改变。前提就是两项：只要社会有足够的实物产品供应并充分的市场竞争。在此两项前提下，人们从事任何无害于社会的事情，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也可以算为就业。说到底也就是社会已经养得起这些人了，就应当养，只要不去祸害社会就行；甚至祸害人的也要养，只是把他们投放到监牢中去养起来而已。出狱后因为不缺乏基本生活收入，也就不容易重新滑向犯罪。

十二、

国内市场空间得到拓展后，国内失业以及相应的企业经营问题也就有了解决办法。如前所述，而后，人民币就应当升值。这有利于中国全方位走出去，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硬度和更加国际化，特别是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向外投资，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中国利用全球资源，有利于提升本国民众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国人出国旅游、留学等等。也是消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最稳妥的方法。长期以来，美方也一直对中方有此强烈要求。而且，人民币能够升值表明了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其实对我们是更为有利的。人民币合理升值反映的是中国国力的进步，是中美之间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该升值却不升值，则是阻碍了自己的进步，在环境治理、资源耗费、商品交换、价值换算等多方面都吃亏很大。依照目前的实际购买力估算（2019年），在日常生活领域，照我的观察，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大致应当在3:1才比较合适。如果将来能达到1:1，那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实力也就大体持平了。

十三、

货币是价值的直观表现。所谓价值就是能够满足人类一切正当需求的有用性。价值既可以凝结在人类劳动的产品中，也可以凝结在自然物或其他什么当中；在一切对人类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或非物品中都具有价值，也就是说，一切能够满足人们正当需求的就都具有价值。甚至一些人把自己非正当的需求也赋予了价值，但那属于负面价值，是应当被弃绝的。所以，即使人类的劳动产品，如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那也仍然不具有价值。无用的劳动也不创造价值，比如让人挖了坑又填上，那是浪费。而人本身则高于货币和商品的价值，人是一切货币和商品价值的使用者，人的正当需求也正是货币价值要予以满足的对象。所以，那些原本具有价值的产品，若因为缺少货币媒介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就无法实现其价值，这就等于损毁了价值，造成浪费。如今，在过剩的状态中，或者更准确意义上说是在仍存虚假过剩的状态中，这样被人为浪费的价值很多。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为弥补这一货币链空缺提供了有效手段。

有人可能认为，白送商品给人也可以实现产品价值。是的，但这却亏损了生产者，这属于非经济领域的慈善做法，对厂家和商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社会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供给货币才能实现大规模的可持续的价值。这也是货币本身的价值。在过剩的前提下，直接发行财政性货币到达赤贫消费者手中的方式，绕过了许多不必要的曲折，又使许多环节都得到满足，或至少也减轻了负担，所以是最优化的，如前所述，这本身就具有全社会慈善的性质，所以也可以算是货币的福利性发行。这正是一国之中央政权才能去做的事情。这比起那种动员一般社会成员自愿捐助的慈善行为会更加有力有效，更有助于彻底地解决问题。

传统价值观当中存在的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观念应当加以改变。价值观是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抽象概念，是可以随着人对价值的深入且正确的认识而逐步提升和改变的。我们应当实事求是，破除一切不再合理的价值观障碍。

也就是说，在新形势下，尽管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通过劳动来换取货币，但他们有正当的需求，需要社会予以帮助，其中更包含着延续生命的需求；而社会也积压了大量足以满足这些人正当需求的产品，这些产品也正需要实现其价值，这是来自生产方的社会需求，且也很紧迫。那么，我们只要把货币用正确的方法提供给消费者一方，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各方就都皆大欢喜了。不仅个人和企业，还有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国际贸易的争端也得以化解，这就实现了和谐，避免了浪费和痛苦，促进了社会健康发展，所实现的乃是最大的价值；由此而印发的货币也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创造，而且是关键性的，是成就价值的价值，起到了使利益达到最大化的作用，这是很好的事情，这理应成为我们新的价值观。

政府合理地印钞原本就是社会赋予的一种公共权力，如今过剩的经济条件也终于使得政府可以更便利地使用这样的权力了。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合理、果断地使用，反而会导致巨大危害，并引发或加重社会危机。正如欧盟的债务危机曾引发许多人上街闹事，导致社会比较长时期陷入困境。如果他们能够正确使用印钞权，及时有效地利用货币工具，问题本来是可以得到更快更好地解决的。

十四、

　　 行政性增加货币发行无疑属于通货膨胀性质。但如前所述，通货膨胀在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已经截然不同于短缺经济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转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都会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但在过剩的时代里，通货虽膨胀，货币却不一定会贬值，反而可以造成调整和促进经济的许多机会，货币的信用度仍然很高，人们更乐于存贮货币，而不会去抢购商品，那些供过于求的商品也没有办法去涨价。因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同类商品竞争激烈，厂商各自都希望早日售出产品，尽快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惊险跳跃，也并不敢待价而沽或囤积居奇，货币会成为唯一短缺的特殊商品。而采用直接将社会救助性货币提供给消费者的方式，也鼓励这样的市场竞争，这有助于克服掉以往直接补贴生产方的弊病。所以，在此情境下，只有那些因各项成本增加不得不调高商品价格的企业才会采取涨价措施，但这是合理的，属于经济调整性质。而且这也只能是在产品有市场销路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但货币发行仍然必须是慎重严肃的，要防止在错误的部位、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数额、错误的方法投放货币。必须要事先依法设定相应的机构和渠道来实施有关政策；并在一切必要的范围内实施全方位的严密监测监管，尤其要与社会物价变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形势密切配合。其中必须要遵循三性：一是严肃性。就是要严格依法进行，要设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机构来加以约束，并保证其透明公开，还应当适时予以补充完善；二是正当性。就是必须要有社会可以普遍理解的正当理由；三是合理性。财政性货币发行一定是必要的，要有合理的项目，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数量等等。

如前所述，能避免增发的仍应尽可能避免，尽量利用社会存量货币完成任务，也就是凡用国债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用行政性增发货币的方式。这是大原则。然而，财政增发行政性货币与国债方式也有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况。国债本身是要还本付息的，但所筹资金的使用却可以用来满足无偿的行政性救助项目，国债虽非行政性的货币发行，却仍属于行政性的货币投放性质。这样一来，行政性投放的货币就可以有三项来源：一是直接增发财政性货币。这也是本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二是采用国债方式筹措。其付息还本的资金可采取三种方式归还：1、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2、以税收归还；3、必要时也可增发行政性货币归还；三就是税收资金。这三种资金筹集方式可以混合运用，将更加强化中央政府财政的职能作用。

　　应当重申，政府应当以建设、维护和巩固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机制为己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而不能有意无意破坏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基础。但政府常常也必然是最后的收拾局面者。但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政府需要担当更多的经济预警、管理和调整职责，尤其是宏观经济的预警功能和必要的干预功能（行政性货币投放手段即是其中之一）。这必然会使得传统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有很大改变，但市场仍然还是主体，政府能不干预的仍然不要干预。政府的干预仍必须是出于社会总体的必要需求，而不能任由政府随意干预，市场能解决的仍然必须让市场来做；市场做不到的，又必须要做的，且只有政府才能够做到的，政府才应当出手，而且这也是市场自己健康发展的要求。

所投放的行政性货币其重点首先是民生的各个方面，比如衣食住行医的基本消费、生老病死的需求等；其次是那些可以长久性持续成长的和开发探索的新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医疗保健、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环境保护、太空开发、休闲娱乐、文化艺术等领域。并在保持合理适度和必要的社会生存性的经济规模和质量的前提下，逐步使不良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循环完全调整过来，彻底摆脱社会从短缺到过剩，再经过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毁坏和恢复过程后，重又回到再过剩的反复折腾的怪圈，突破以往历史上一贯的恶性循环，最终可以完成人类社会经济的全新转型，达到使人类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向前发展，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和减少波动的幅度和频率，上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十五、

为此，我们在宏观上，还应事先改进现有所有与此相关的经济调控体系和方法，该规范的要先规范好，先要挖好水流的渠道才好放水，已有的系统要充分利用，以防止货币流动不受控制地危害经济和社会。应考虑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隔断双方的不良影响，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要随时防止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转向实体经济进行投机炒作，致使社会物价飞涨和经济失序。垄断和炒作是可能导致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物价暴涨的最主要因素。其实，即使不存在通货膨胀，垄断和炒作也仍然可以造成物价暴涨。

与此同时，也要促进虚拟经济的资金正常健康地向着实体经济溢出，以便有效利用已经发行出笼的存量货币。比如炒房应阻止，但建房却应允许。在高房价条件下，就应当继续鼓励建房，这可以有效促使房价下降，阻止炒房的投机行为，并使人们普遍买得起或租得起房，改善住房条件，继而连带引发装修、家具、炊具、电器、服装等生活消费品的市场扩容。有房后人们必然会购置大量生活物品充满自己的房屋，住房就成为人们的商品仓库，实际地藏富于民。所以，政府应当大力鼓励人们购房，甚至可以为贫困者设置可合理延期还贷的购房贷款项目，可以考虑由政府以国债或增发行政性货币方式筹资，以拍买方式赎买房产市场上滞销的价格高企的房产，再廉租给贫困无房户（甚至0租金），或以拍卖方式售予民众，解套房地产商，消除房地产泡沫。同时更是为了解决贫困群体的住房问题，并为其他过剩商品和服务预备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总起来说，在人类经济和社会面临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应当通过财政金融手段来对未来经济加以有效引导，大致内容是：

　　1 、在过剩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运用财政金融等一切合理与必要的手段，尤其应当把中央财政的行政性的货币发行提上日程，尽可能满足缺乏购买力的群体对货币的合理需求，释放仍然存在的市场空间，减轻过剩压力，提高贫困群体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2 、在过剩的条件下，对社会的生产能力，同样也要采取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包括新增行政性货币发行的手段，切实维持合理的经济规模或经济基础不受伤害，防止过度缩减。有效保护社会必须的产能，确保足够的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

　　3 、把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及就业，摆放在可持久发展的领域和开发新领域，如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养老救济、环境保护、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太空开发、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等领域。为此，社会必须动用财政金融力量，不惜在必要时新增行政性货币发行予以支持，并引导社会其他过剩的资金力量投向这些领域，扩展这些领域的就业渠道，构造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4 、设立全方位的，针对社会经济的监管控制体系，健全法治，放开舆论，严厉打击垄断和炒作，严防物价不正常的暴涨；并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所属各经济部门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隔断互相的不良影响，防止危机蔓延，增进良性互动。

十六、

　　最后，例举一个在极度短缺的抗战时代，国民政府如何运用中央财政的行政性货币发行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例子。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的战争开支十分浩大，而且必须予以保证。战争是无一日不支出的。可是当时的内债已经借到国内民众不能承受的程度；外债也已经不能再借到，因为各同盟国也都处在战争中；无论军需民用，所有物资几乎都陷入极度缺乏，那是一个真正的短缺经济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采取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其主要发行路径是：中央政府汇总各级政府财政的支出赤字，由中央财政用以后年度的税收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款。而中央银行在并不掌握足够的可资借贷的存量货币资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满足政府的借款需求，并通过财政系统发放出去。

这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社会商品价格暴涨，也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混乱情况的发生。但两害权衡取其轻，而且也没有其它方法可用，此举却避免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因资金不足而导致的无所作为，也保持了财政金融秩序的基本稳定，使所有社会必要领域的运作得以维系，更使前方将士不至于流血牺牲却领不到军饷。因此，在当时这样的举措是十分合理也必要的。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对付物价上涨，当时由财政负担的职员工资全都采用发放实物的办法。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社会基本生活的混乱。

实行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之配合实物工资支付办法，受损失的目标也就更多地缩小到有钱人身上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更多的银行存款。实业家们为维持企业运行，也必须与员工更多地分享利润才行。客观上也归正了社会的分配格局。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极度短缺的时代，政府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时候，也只能采用增发货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类似的例子在新中国也有很多。但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增加，以往形成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就逐步得到解决了。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例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们知道，真正能够给人类造成问题的是能源、食物、矿物和其他一切实体资源的枯竭，那时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将无从进行，货币也就完全失效了。当货币没有了可以代表的财富，也没有了商品或资源可供货币来分配，货币也就不会再流通了。所谓货币工具，就是分配资源、分配收入、调度资源、调控经济的工具。

2019/7/12